据外媒消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作者，欧洲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辞世，享年94岁。

(资料图片)

米兰·昆德拉在世界上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具有传奇色彩，但三十七年以来，由于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他成为公众眼中的当代隐士，与他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人物相比，作家本人显得愈加神秘。

1985年，米兰·昆德拉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获奖演说里谈道：“小说家是一位（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也就是说拒绝公众人物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

谁是米兰·昆德拉？出生在音乐世家却倾心于文学；年少成名，作品却被禁止出版；去国离家，终身流亡法国外省；享有世界声誉，却在耄耋之年深陷“告密”风波……

为了追寻昆德拉的足迹，法国记者、作家阿丽亚娜·舍曼一直走在寻找米兰·昆德拉的道路上，从东欧到西欧、从布拉格到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她结识了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她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她采访过知名出版商、电影人、电视主播，凭吊过遇害的作曲家和钢琴家，接触过年迈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金盆洗手的间谍特工，也聆听过德斯诺斯和阿波利奈尔的诗篇……她通过作品阅读昆德拉的人生，又通过小说家的人生去解读他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和人生，经过几许翻译迷失，从此分裂在两个祖国之间。

被窃听的人生

1967年，昆德拉以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文坛初试啼声。《玩笑》连出三版，每次都在几天内售罄，奠定了昆德拉的文学地位。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因此失去了当时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职务，文学创作也难以为继。

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中，阿丽亚娜·舍曼首次揭露了捷克国家安全局在1969年到1979年十年之间对昆德拉的全面监控，以及由此留下的2374页档案。这些档案里，昆德拉被称为“精英主义者一号”，他的妻子薇拉·昆德拉被称为“精英主义者二号”。

昆德拉和妻子薇拉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作家米兰·昆德拉，又名“精英主义者一号”，“离开家，他没戴帽子，深色西装，黑皮鞋。夫人陪着他。他们在住所前稍停片刻，十点五分一辆牌照为ABJ6797的车停在‘精英主义者一号’家门前。司机是G，同车还有一个陌生人。当事人和夫人上了车，汽车朝里克纳街开去，到达后停在那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精英主义者二号（薇拉·昆德拉的代称）’来到布尔诺人类博物馆与演员Z.K.见面，Z.K.和女演员V.F.在一起生活。见面是事先约好的，他们前后脚到达。交谈大约半小时后，我们的线人看到昆德洛娃［捷克语“昆德拉夫人”］向咖啡馆服务员要了一张A4纸并在上面写着什么。她写下‘O.S.’，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薇拉·昆德洛娃把这张纸交给了Z.K.。线人接下来听到昆德洛娃和服务员讨论‘拳师犬的交配’问题，她不太肯定自己的纯种拳师公犬杭沙是否能让服务生的母犬受孕。”

二〇一九年底，当阿丽亚娜·舍曼发掘出这些档案时，昆德拉夫妇还从未听说过它们的存在。他们后来也一直没有阅读过这些材料。阿丽亚娜·舍曼写道：“米兰与薇拉·昆德拉的生活就这样被记录在案、打印、编目，装订起来的文件达二千三百七十四页之多，上面盖有‘国防机密’或‘绝密’字样的章。”

如同很多受到官方制裁并被剥夺体面职业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昆德拉夫妇此时只能靠着攒下来的最后一版捷克语《玩笑》版税艰难度日。

每人也找点小活计做。据阿丽亚娜·舍曼记载，在这一时期，薇拉·昆德拉开始在家里给人上私教课；米兰·昆德拉则用笔名给一份面对青年人的热门杂志《青年世界》星相学专栏撰稿，还为每一个星相、每一个上升星座配诗。

他还用笔名发表了一个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阿丽亚娜·舍曼写道：“这篇剧作穿越了国境，也跨越了年龄界限：一九九二年，初中四年级的学生马克龙选择了这个剧本并在他的法语女老师面前表演，这位女老师后来成为了马克龙夫人。”

扑朔迷离的告密事件

1975年，米兰·昆德拉携妻子薇拉流亡法国。正如捷克诗人维克多·迪克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祖国每每在梦里向他们吟诵：“如果你离我而去，我会安然无恙。如果你离我而去，你将终老他乡。”

几十年来，米兰·昆德拉在巴黎深居简出，他的作品一部部问世，成为与读者和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而他本人却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就像水滴隐没于大海，他成了当代国际文坛上最著名的“隐身人”。

直到2008年10月，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致后者被判刑22年。此事将隐遁数十年的昆德拉拽回媒体的聚光灯下。昆德拉不得不加以回应，但他依然拒绝接受采访，愤怒地称这些指控已发展成“对作家的刺杀”。

告密事件扑朔迷离，加重了米兰·昆德拉人生的神秘色彩。阿丽亚娜·舍曼在书中确证，警方档案是真实的，而且昆德拉的名字准确无误地写在那里。但是以什么身份？出于何种原因？却不得而知。

对此案颇感兴趣的中欧问题专家雅克·鲁普尼克（Jacques Rupnik）告诉她：“历史学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好，在这份警方报告里只有一句话提到昆德拉的名字。这句话提到了一只可疑的箱子，但根本没有提到德沃拉切克的名字。如果只凭这句话，就不能称之为举报。”

此外，阿丽亚娜·舍曼认为国家安全局也不是不会犯错误，他们的报告中舛误丛生，且不乏张冠李戴之处。薇拉也反复对她说：“这篇令人作呕的文章毁坏了我们的健康。举报信应该有告密者签字，而这里并没有。”

在捷克共和国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哈维尔锒铛入狱，成为了总统；昆德拉出走法国，成为了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人生与20世纪的欧洲历史紧密交织，流亡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悲怆的底色，而他在文字中嬉笑怒骂，写尽了惟有失去故土的作家才能体验的“不能承受之轻”。